专访周宏灏院士——个体化用药
时间：2012-11-13 10:50:52 来源：三济生物 点击：
由于人类基因组的破译，为人类攻克疾病开拓了许多未知的领域，随之而来的个体化医学正如朝阳医院喷涌向上，蓬勃发展，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21世纪初，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出现了大量的新兴“组学”。其中，药物基因组学继承了“遗传药理学” 60年的积累，成为最有希望在临床应用的领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药理学国家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周宏灏，在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及其应用上具有很多开拓性贡献，下面是周院士的一些独到观点。
问：从21世纪伊始，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社会对攻克疾病尤其是肿瘤都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时隔十年，目前的医疗发展远没有获得预期的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周院士：人类基因太复杂了，像天书一样浩瀚。要完全解开人类30亿个碱基构成的3万个基因，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确实为我们打开了更多科学的大门，许多新的交叉学科纷纷诞生，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和比较基因组学。
药物基因组学是其中发展最深入的一门学科，是研究人的基因变异而导致对药物的不同反应，相对简单地运用已知的基因理论和研究成果，迅速应用于临床，以改善病人的用药治疗。它以药物疗效及安全性为目标，研究人体各种基因突变以及蛋白质代谢与药物疗效、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
问：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药物基因组学和个体化医学的发展现状？我们与国际上的差距有多大？
周院士：我本人从事遗传药理学研究有30年的时间，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末期开始进行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药物基因研究位列世界领先队伍中。其中有两大决定因素。一是国家重点药物基因组学的研发。我最早参与了药物基因个体化研究项目课题的设计，从“九五” 计划至“十一五”期间，科技部建立了多个重大专项，投入了超过4亿元研究经费全力支持。“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要发展个体化医学。中国药理学会专门成立了药物基因专业委员会，建立了临床研究协作网络。其二是集国家之力聚精英人才，形成中国特有的研究模式。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就曾表示，药物基因组学很好地支撑了中药现代化的研究，也形成了我国药物基因组学的一个特色。
不足之处在于，药物基因组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目前绝大多数临床医生在学校里，都没有深入学习过分子生物学和药物基因组学，在临床应用方面还需要大量的继续教育工作。而且，需要将药物基因研究的结果，在临床进行大规模验证。再者，需要产学研的整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服务与临床。在这方面，三济生物带了个好头！
问：美国和欧盟的药物管理当局已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制药公司进行药物基因组学的新药开发。有人认为，对某种疾病分型将减少药物的适用人群；也有人担心用药之前进行基因检查是自找麻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周院士：在治疗用药之前，先检测药物相关基因，可以提高患者个体化用药的准确性。临床药理研究的是药物在人体内吸收、代谢、分布和排泄的过程，以及药物在作用位点上是否能起到治疗作用。比如，临床使用的额肺癌靶向治疗用药易瑞沙，治疗前，必须检测EGFR基因。只有发生了基因突变的患者，才可能有效；给没有突变的患者使用，不仅浪费了 十几万块钱，而且耽误了病人。另一个例子是硫唑嘌呤，在部分人群中，只能使用1/10的常规剂量，否则患者出现严重的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将会大大增加。这就是药物个体化治疗从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变的最好的例子。
问：您刚才提到的药物使用的剂量问题。99%的西药是外国公司研发的，常规剂量是依据白种人的身体情况而制定的。您认为，以体重为衡量标准的剂量使用方法还能不能用？我国在个体化用药事实上该关注什么？
周院士：体重决定用药量的问题最早提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我在90年代经过深入研究已经推翻了这一说法。基因突变引起的蛋白质功能变化，在不同种族之间是一样的。但种族差异，体现在某个基因突变的发生率在人种间有很大差异。不仅是白种人、黄种人和黑人之间用药剂量要不同，同为黄种人的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也有差异，不可轻视。比如：卡马西平这个药物治疗癫痫，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大面积的皮肤坏死。研究发现，HLA-B*1502基因变异与卡马西平的不良反应有重大联系，相关性达到20000倍。而这个基因变异在亚裔，尤其是中国人发生率较高。在白种人是零，在日本人也是零。
个体化药物治疗有两个方面，即提高疗效和降低不良反应。根据患者的个体特征，比如年龄、性别以及患者的基因型，量体裁药，为患者选择不同的药物种类、药物剂量。起到最大的治疗功效。另一方面，是通过基因检测，甄别出容易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不使用某种药物。我认为，个体化用药是个体化医学的重中之重。在肿瘤治疗领域已经获得成功，在心血管、抗凝、类风湿、神经精神、糖尿病等领域正在蓬勃发展。将实验室获得的研究成果，由临床医生进行验证，进而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将临床发展反馈给基础研究，这样才能相互促进。而这，就是转化医学的实质。
来自科技日报2012年9月17日刊
问：从21世纪伊始，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社会对攻克疾病尤其是肿瘤都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时隔十年，目前的医疗发展远没有获得预期的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周院士：人类基因太复杂了，像天书一样浩瀚。要完全解开人类30亿个碱基构成的3万个基因，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确实为我们打开了更多科学的大门，许多新的交叉学科纷纷诞生，包括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和比较基因组学。
药物基因组学是其中发展最深入的一门学科，是研究人的基因变异而导致对药物的不同反应，相对简单地运用已知的基因理论和研究成果，迅速应用于临床，以改善病人的用药治疗。它以药物疗效及安全性为目标，研究人体各种基因突变以及蛋白质代谢与药物疗效、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
问：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药物基因组学和个体化医学的发展现状？我们与国际上的差距有多大？
周院士：我本人从事遗传药理学研究有30年的时间，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末期开始进行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药物基因研究位列世界领先队伍中。其中有两大决定因素。一是国家重点药物基因组学的研发。我最早参与了药物基因个体化研究项目课题的设计，从“九五” 计划至“十一五”期间，科技部建立了多个重大专项，投入了超过4亿元研究经费全力支持。“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要发展个体化医学。中国药理学会专门成立了药物基因专业委员会，建立了临床研究协作网络。其二是集国家之力聚精英人才，形成中国特有的研究模式。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就曾表示，药物基因组学很好地支撑了中药现代化的研究，也形成了我国药物基因组学的一个特色。
不足之处在于，药物基因组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目前绝大多数临床医生在学校里，都没有深入学习过分子生物学和药物基因组学，在临床应用方面还需要大量的继续教育工作。而且，需要将药物基因研究的结果，在临床进行大规模验证。再者，需要产学研的整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服务与临床。在这方面，三济生物带了个好头！
问：美国和欧盟的药物管理当局已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制药公司进行药物基因组学的新药开发。有人认为，对某种疾病分型将减少药物的适用人群；也有人担心用药之前进行基因检查是自找麻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周院士：在治疗用药之前，先检测药物相关基因，可以提高患者个体化用药的准确性。临床药理研究的是药物在人体内吸收、代谢、分布和排泄的过程，以及药物在作用位点上是否能起到治疗作用。比如，临床使用的额肺癌靶向治疗用药易瑞沙，治疗前，必须检测EGFR基因。只有发生了基因突变的患者，才可能有效；给没有突变的患者使用，不仅浪费了 十几万块钱，而且耽误了病人。另一个例子是硫唑嘌呤，在部分人群中，只能使用1/10的常规剂量，否则患者出现严重的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将会大大增加。这就是药物个体化治疗从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变的最好的例子。
问：您刚才提到的药物使用的剂量问题。99%的西药是外国公司研发的，常规剂量是依据白种人的身体情况而制定的。您认为，以体重为衡量标准的剂量使用方法还能不能用？我国在个体化用药事实上该关注什么？
周院士：体重决定用药量的问题最早提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我在90年代经过深入研究已经推翻了这一说法。基因突变引起的蛋白质功能变化，在不同种族之间是一样的。但种族差异，体现在某个基因突变的发生率在人种间有很大差异。不仅是白种人、黄种人和黑人之间用药剂量要不同，同为黄种人的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也有差异，不可轻视。比如：卡马西平这个药物治疗癫痫，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大面积的皮肤坏死。研究发现，HLA-B*1502基因变异与卡马西平的不良反应有重大联系，相关性达到20000倍。而这个基因变异在亚裔，尤其是中国人发生率较高。在白种人是零，在日本人也是零。
个体化药物治疗有两个方面，即提高疗效和降低不良反应。根据患者的个体特征，比如年龄、性别以及患者的基因型，量体裁药，为患者选择不同的药物种类、药物剂量。起到最大的治疗功效。另一方面，是通过基因检测，甄别出容易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不使用某种药物。我认为，个体化用药是个体化医学的重中之重。在肿瘤治疗领域已经获得成功，在心血管、抗凝、类风湿、神经精神、糖尿病等领域正在蓬勃发展。将实验室获得的研究成果，由临床医生进行验证，进而在临床治疗中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将临床发展反馈给基础研究，这样才能相互促进。而这，就是转化医学的实质。
来自科技日报2012年9月17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