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西安举办的“2013中国研究型医院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詹启敏院士、陈志南院士、程京院士等著名专家指出，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推动经验医学向转化医学、常规医疗向个性医疗转变；转化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医学创新模式，人类的健康需求是转化医学的创新之源，为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人类重大疾病的个性化治疗提供解决之道，是转化医学的发展方向和动力。


应对重大疾病挑战需要医药科技的进步

　　第四军医大学陈志南院士说，从20世纪的“对症治疗”模式转变到当今的“干预治疗”模式（即预防、预测、个体化和参与的医学“4P”模式），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从“重治”转为“重防”，治疗原则也转变为“延长生命、减少痛苦”。这种“干预治疗”模式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转化医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詹启敏院士说，重大疾病已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重阻碍，是我国人口与健康研究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重大疾病防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已成为目前国家的重大社会需求，是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科技战略发展的需求。

　　詹启敏说，历史的经验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任何一种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最终控制，以及重大慢性疾病临床诊疗的突破，几乎都有赖于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科技创新在提高人类疾病防治水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能否提高我国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提高对公众的医疗服务能力，能否建立有效的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学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詹启敏院士说，面对逐渐高涨的慢性病发病率，预防更重要。目前我国转化医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国家高层次的整体统筹和规划，建立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有效对接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充分应用于疾病的诊治，推进临床诊断治产品研发（尤其是重大疾病相关的医疗器械和药物）；建设国家级转化医学关键的支持技术。他说，转化医学要落到实处，要制定针对各类疾病转化研究的战略规划和路线图；加强对重大疾病防治技术和新药研制关键技术的科学研究；把科学研究转化成临床实践，使研究成果服务于全体人民；从临床需求出发，使高新技术转变为能服务医改、惠及大众的适宜技术。

　　个体化治疗是实现转化医学的终极目标

　　詹启敏说，目前临床上很多疾病的药物治疗效果已接近“天花板”，如抗抑郁症治疗，有效率只有62%，哮喘只有60%，糖尿病只有57%。如何筛选对药物有效的人群，实施个体化治疗，可以通过转化医学来解决。

　　个体化医学（个体化治疗）是当代医学理念重要的发展方向，其核心是充分考虑患者个体的遗传因素、一般状况（如性别、年龄、体重、病理生理特征等）以及同时服用其他治疗药物药物等综合因素，制定针对个体安全、有效、合理的治疗方案等。

　　陈志南说，预测医学、预防医学和个体化医学是转化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药物治疗及效果存在种族差异，没有一种药物对所有人都有效，大部分药物的适用患者在30%~70%。多种因素决定了药物的反应，其中药物基因组是个体治疗的基础。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药物反应个体差异是遗传因素（基因表型）造成的，也就是患者的药物代谢基因类型（基因型）决定着药物反应的个体差异。遗传因素是药物反应个体差异的源头，因此个体化治疗需要用先进的分子医学检测技术，对个体的药物相关基因进行检测。临床医生根据患者个体的基因型和基因表型状况制定给药方案，并对患者“量体裁衣”合理用药，以提高药物的有效性，降低不良反应，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陈志南说，基于基因导向的个体化治疗体现了药物基因组学与临床医学的完美结合，是转化医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方向。如在肿瘤的个体化医学方面，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发现癌症是一种基因病，都是由于细胞中的基因突变或者染色体的结构变异等导致的。肿瘤细胞基因的突变类型和肿瘤的治疗选择及预后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EGFR或者KRAS的突变，能够对肿瘤的抗药性进行预测。他表示，随着肿瘤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肿瘤基因突变被发现，并由此可以研究生产出专门针对这一类型突变基因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因此，针对肿瘤病人的肿瘤基因表型进行分子分型分析，是个体化肿瘤治疗的必然选择。

　　个体化治疗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病人，在合适的时间进行合适的治疗。陈志南说，患者的药物代谢存在代谢酶、变异体和受体基因的差异，实现个体化治疗的个性药物及其分子分型检测新措施，选择正确分子标记物的个性化处方，是临床治疗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发展各种药物基因型和基因表型的检测试剂，对患者药物反应进行预测显得十分重要，这种“一药一盒”的临床举措，是提高患者治疗效率的重要途径。

　　分子医学可最大化推动个体化医学发展

　　陈志南说，实现转化医学的科学目标离不开分子医学。分子医学是转化医学的前沿热点领域，涉及到生物学、医学、物理、化学等学术技术领域。他说，分子医学将实现我国转化医学“验证基础医学新文化——推广临床应用新技术——拓展公众健康新效益”终极目标的双向转化和良性循环。

　　清华大学程京院士说，只重视研究不注重转化的医院只可能成为“缺钙的巨人”。他以对耳聋检测基因芯片的开发，阐释了分子医学对个性化医学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国耳聋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药物性耳聋基因突变携带者，他们刚出生时并没有出现耳聋，而是在后天被注射了链霉素、庆大霉素等氨基糖苷类药物致聋的。很多医生都知道该类药物会导致基因突变人群的药毒性耳聋，但因缺乏基因检测手段而根本无法把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程京说，通过生物芯片可检出９０％的药物性耳聋基因突变位点，可以大大避免“一针致聋”的悲剧。程京说，基因检测芯片技术具有高效率、高通量、低成本等特点，将有助于改变我国许多地区遗传性耳聋缺乏早期诊断的状况。

　　对重大疾病如恶性肿瘤，目前主要治疗方法有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和生物治疗、物理治疗等。詹启敏说，这些治疗方法针对的只是临床上可以看到的部分，如露出水面的冰山，而不是针对水面以下导致重大疾病发生的基因组改变、遗传变异、信号转导异常、细胞转化、恶性增殖，这就使诊断时病情已处于处于中晚期，治疗显得被动和盲目。他说，重大疾病研究应关注重大科学问题，如阐释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回答疾病发生的本质问题；由于基因和蛋白的改变要远远早于临床病理的改变，因此研究标志物，可以提供疾病治疗的有效时机；对靶向治疗药物进行研究，可以特异性地有效治疗疾病；对分子分型、分子分期进行研究，可以进行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用分子流行病学进行预防干预，可以降低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为易感人群大规模干预和预防提供依据，等等。

　　专家表示，应充分发挥我国医院临床病例丰富、病种多样的优势，将常见病多发病疗效、疑难危重病诊治、重大疾病关键技术方法等临床问题的研究，转化为生物科学的研发应用；开展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的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快速高效地向临床转化，进而不断揭示人类重大疾病的发病机制，并为研究新的诊断技术及治疗提供关键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