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DNA？

　　藏匿20多年的连环杀手最终被警方抓捕，DNA数据库在此过程中大显神威。然而另一方面，警方采集和利用DNA数据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辜大众的自由和隐私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海量DNA数据不被滥用，必须制定一系列法规了。

　　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一个连环杀手在美国洛杉矶地区先后杀害了10名妇女。因为每次犯罪后都会长期销声匿迹，这名杀手被称为“残酷睡客”(Grim Sleeper)，逍遥法外近25年。2010年，警方在加利福尼亚州逮捕了一名非法持枪的男子，这似乎与“残酷睡客”毫无关系。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需要将这名男子的DNA样本提交到一个国家DNA数据库。通常，DNA数据库检索要求精确匹配，即犯罪现场发现的未知人员的DNA图谱与数据库中某个已知犯罪分子的DNA数据完全一致，才会返回结果。检索主要比对基因组中的13个位置，这些区域的DNA序列因人而异。如果经过检索，样本在数据库中没有匹配结果，调查人员就知道，在已有的DNA数据库中没有他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

　　然而，这次检索有些不同。检索目标不是找出与“残酷睡客”完全匹配的DNA图谱，而是那些相似的图谱。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检索，是因为在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允许进行这种新型数据库检索。这种被称为“亲属匹配”(kinship matching)或“家族匹配”(familial matching)的技术，可以找到部分匹配的结果。当犯罪现场发现的DNA样本在数据库中没有完全匹配的结果时，就可以进行这种检索。因为比起陌生人来，有亲属关系的人拥有更多相同的DNA序列，所以DNA数据库中非常相似的匹配结果，可能代表着与实际犯罪分子有亲属关系的人。这样，警方就可以通过调查数据库中检索到的犯罪分子亲属来破案了。

　　在“残酷睡客”一案中，2008年进行的一次“家族匹配”检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然而，两年后，同样的检索得到了一条新线索：那名在加利福尼亚州因非法持枪而被捕的男子，其DNA图谱与“残酷睡客”非常相似。根据这名男子的年龄以及连环杀手首次作案的时间，警方迅速将目标锁定在这名男子的父亲上。随后，一名警官在比萨店假扮成服务员，趁这家人前来用餐时，偷偷采集了他们的基因样本。果然，这个父亲的基因样本与多年前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样本完全匹配，不久之后，“残酷睡客”就被缉拿归案了。

　　这种DNA技术在抓捕罪犯过程中大显神威的案例令人兴奋，许多电视节目热衷于报道这个故事：华丽的技术帮助锲而不舍的警方最终抓获冷血杀手。然而，还有另外一种高科技的故事，也是关于搜索连环杀手的，它们同样值得关注，但毫无疑问令我们深感不安。

　　香农?科勒(Shannon Kohler)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男子，他被警方找上门来，因为警方正在进行一次DNA拉网式搜索，广泛采集600多名男子的DNA样本，并与某谋杀案犯罪嫌疑人的DNA进行匹配。科勒拒绝主动提供DNA样本，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自己与谋杀案无关，包括3次谋杀案发生时他的详细行踪。

　　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得到法院授权(后来被认定为无效)，采集了科勒的DNA样本，并把他的姓名泄露给媒体——而媒体则大张旗鼓地把他刻画成一个不配合此案调查的主要嫌疑人。最终，科勒的DNA样本证明，他并不是谋杀犯，但警方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一点。两个月之后，科勒看到一份报纸上的一篇简短报道时才知道，自己早就被证明是无罪的了。而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承受着被别人视为连环杀手嫌疑人的阴云，每天都担心可能无辜被捕并判处死刑。

　　正如科勒这段惊心的经历所展示的，执法部门扩大DNA检测的应用范围，已经对无辜公众的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DNA联合索引系统(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缩写为CODIS)建立15年来，已经积累了超过1 000万犯罪分子和45万将遗传物质遗留在犯罪现场的未知人员的DNA图谱。这个数据库也包含了那些曾被起诉，但最终没有被定罪的人的DNA数据。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州都要求警察在抓捕某些犯罪嫌疑人之后采集DNA。

　　为了解决对公民自由的威胁，决策者必须了解这一技术确切的有效性——比如，有多少定罪归功于DNA数据库检索，有多大比例的检索能提供有用信息——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之后，他们才能决定，是否要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建立一个包含全国每一个人DNA信息的国家数据库，并允许在这个国家数据库中检索与犯罪现场收集到的DNA样本相匹配的结果。

　　200多年来，我们一直要求警方，对与犯罪案件有关的个人进行搜查或取证前，必须得到授权；采集DNA证据也不应例外。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比如禁止部分匹配检索，更严格地管制对DNA数据库的使用。另外，政府也应该制定法规，确保在没有法院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对收集到的DNA样本进行新的检测，警方数据库也应该向被告律师开放，以便推翻被告不应承担的罪名。为了保护公民自由，以及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做出这些改变。

　　采集与检索的风险

　　从前，强制DNA检测带来的威胁非常小。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州通过立法，要求犯下最严重罪行(比如谋杀和性犯罪)的人必须提供包含DNA的血液样本，从那时起，强制DNA检测开始实施。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简单刮取口腔上皮来采集样本，其中包含的信息来自每个人独一无二的DNA长链，不过这些信息并不能反映被采集者的任何其他个人特征。

　　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州开始要求，对罪行并不严重甚至仅仅犯下轻罪的人，都要采集DNA样本。如今，美国联邦政府和所有州政府都要求，对某些罪犯进行强制DNA检测。考虑到犯罪分子享有的隐私权比普通公民更少，法院普遍支持这样的法律。

　　然而，过去5年来，各州纷纷要求因某些类型的犯罪嫌疑而被捕的人必须提供DNA样本，这引起了人们对公民自由的担忧。联邦政府和超过半数的州政府都已经制定法规，允许采集被捕者DNA样本，其中一些甚至允许警方在逮捕嫌疑人时立即采集DNA样本，而不必等到起诉人正式发起诉讼。有些州要求，在嫌疑人的案子被撤销或驳回之后，自动删除基因数据，另外一些州则把这个麻烦推给无辜被捕的人，要求他们提出书面请求，才可以删除DNA记录。最后，有些法律要求销毁生物学样本(不仅仅是数据记录)，而另一些则允许政府无限期保留这些样本。

　　未来几个月，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将决定，采集被捕者的DNA样本是否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应该在必要时提供基因样本，以便与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进行比对，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以扩充数据库为唯一目的而采集每个被捕者的DNA样本，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国，每年有1 400万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最终都会无罪释放。如果法律允许采集被捕者的基因样本，可能会导致大批无辜人员的DNA信息流入警方数据库，然后每个星期都被用来和全国范围内尚未破获的犯罪案件现场采集的DNA样本进行比对。

　　与此相反，到目前为止，任何法院都还没有对家族检索作出决定。就像建立被捕者数据库一样，各州对家族检索的规定差异很大。哪些人的DNA应该录入数据库，立法机关已经对相关标准作出规定，但是， 对于警方使用DNA数据库时应该遵循哪些规则，通常是由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高级官员、各行政机关，甚至某个州或市的犯罪研究实验室负责人内定。实际情况非常混乱，以至于很难弄清楚某个州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最新数据表明，至少15个州正在积极尝试开展家族检索，尽管最突出的实践者是加利福尼亚州、弗吉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执法官员。毫无疑问，其他州偶尔也会非正式地进行家族检索，少数几个州已经在权衡是否对此立法。有些州确实已经意识到DNA数据库滥用的潜在风险。马里兰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有意开展家族检索。除马里兰州外，另有超过15个州已经通过书面或非书面的规定，禁止家族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