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在尼日利亚海军医院外足球场上踢球的一名军官，突然摔倒死亡。这名男子被带到急诊室时，当时还是一个新人的Olufunmilayo Funmi Olopade医生正在值班。“我们搞不明白为什么他死亡，这让我感到震惊，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理解和帮助人们。”Olopade说。

在此之前的3个月，Olopade曾到她的哥哥——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研究生那里做客。在美国期间，她飞到芝加哥，在那里她面试了库克县医院并拿下了这份工作。而在当时她还在犹豫是否要留在美国，但是那名军官的死亡使她改变了想法，她立刻打电话给库克县医院，询问那个职位是否还有空缺。2个月后，她乘上了前往芝加哥的飞机。

在库克县医院，Olopade的职位迅速上升，到了1986年，她已经是总住院医师了。随后她到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Janet Rowley的课题组继续进行血液学和肿瘤学博士后阶段的学习。26年后的今天，Olopade仍然留在大学里，在那里她从事关于癌症医学、种族边界弥合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Olopade开设了全国首个肿瘤基因检测诊所。她还率先探索肿瘤生物学的人口差异，例如采用西方传统的一线疗法治疗非洲裔妇女由BRCA基因突变引发的恶性乳腺癌，效果并不明显。如今，Olopade正在利用基因组学、大数据和常识以改善全球不同地域的健康差距。可这个内科医生兼科学家正在为基因歧视阻碍科学进步而担心。

Olopade 在行动

Olopade医生。出生于1957年尼日利亚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Olopade是第5个孩子。“我的父亲希望以后家中有科学家和医生。在我之前，兄弟姐妹们都选择了工程类科学，他们都没有选择学医，所以我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迷上了物理，对生物不是很有兴趣，但是现实提供给我的选项是成为一名医生。” Olopade说。

当命运来敲门。 Olopade在伊巴丹大学度过了严格的6年，在那个时期里，她显示出了生物化学和实验方面的天资。“我被病理学吸引，想成为一个心脏病科的医生，因为这门学科结合了应用物理学和生理学。” 1981年夏天，Olopade去拜访了在斯坦福大学的哥哥：“那个时候硅谷正发展的如日中天，我参观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的医学。” 随后Olopade返回尼日利亚，通过了美国医学委员会审核，“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她笑着说。

下雪了。第二年的夏天，Olopade到达美国并获得了在芝加哥库克县医院工作的机会，但是她迟迟没有决定，直到年轻军官的死亡，促使她付诸行动。“我1月份去往芝加哥。可我并不知道外面的温度与9月份来的时候不同。飞机降落时，听到人们都在谈论'下雪了'。我还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良好的开端。 Olopade 1986年完成了实习并留在内科工作。在她接受血液学和肿瘤学培训的时候，Harvey Golomb主任鼓励Olopade尝试在遗传学实验室做一些研究工作，他预测这将是一个热点领域。在看了著名遗传学家Janet Rowley描述癌症染色体变化的一篇文献后，Olopade向Rowley的实验室提出了学习申请。“我很幸运能进入她的实验室学习分子生物学。Rowley告诉我不管我研究什么，都能学习到许多技能。”在那个时候，遗传学家有许多关于血癌的新发现，但是很少有人直到这是基因异常引起的。“我学会了做染色体定位，并绘制9号染色体图谱，在白血病和淋巴瘤和现在的一些实体肿瘤与该染色体的变异相关。” Olopade认为在该染色体上如果有一种肿瘤抑制基因，那么该基因在很多肿瘤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的确，在后来的实验中她确定在9号染色体上有一个新的抑癌基因。

风险评估。 1991年，Olopade在芝加哥开设了自己的实验室继续研究抑癌基因，并逐渐转向了乳腺癌的遗传倾向研究。但是，在实验室兴致勃勃忙碌的同时，Olopade发现她在实验室从事的研究工作与临床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能够克隆和绘制遗传图谱真的很精彩，但是我的工作让我看到了许多家庭的痛苦经历和对生病亲属生命的担忧，那个时候我觉得很被动。我想找到在临床进行基因检测的方法，我的所有医疗培训一直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可我们在遗传学上的重大发现，并没有转化到临床预防领域。”

在1992年，Olopade成立了癌症风险诊所，对高危人群的癌症易感基因进行测试。“在当时，这是闻所未闻的。基因学家和肿瘤学家之间存在着这样做好不好的巨大争论。”直到 1996年，Olopade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社论，指出是时候开始认真地使用基因检测进行癌症风险评估和个性化癌症治疗。她严厉批评医疗界，由于有限的基因检测的局限性，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妇女在寻求商业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测的同时，经济弱势或不知情的高危妇女无法得到测试。“我为不知道何时才能充分利用这样的遗传学进步而感到沮丧。”

Olopade 观察

种族问题。在库克县医院和芝加哥大学医学院，Olopade隔三差五就会看到非洲裔家族性乳腺癌患者，她开始想要找到乳腺癌遗传和非洲人群之间的联系。“县医院的患者的态度和描述病症的方式与尼日利亚患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这里是否存在非洲人特有的东西或尚未得到我们充分重视的潜在遗传因素。文献中充满了黑人如何在医学的各个方面表现不佳的报道，而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无法获得药物，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早期的生命事件能够影响他的一生，例如生命早期营养不足可以让你永远处于不利地位。”到了2005年，Olopade提出不仅仅是遗传体质，社会因素（包括毒素、肥胖、种族或民族）也会影响乳腺癌发病的观点。“这表明基于癌症的不同诱因，肿瘤生物学存在人口差异，” 她说。

三阴性肿瘤。Olopade回到尼日利亚，开始检查非洲妇女乳腺癌的遗传模式。2009年，她发表了突破性的发现：多数非洲本土妇女所患的患乳腺癌属于三阴性的肿瘤，这类肿瘤生长迅速，采用该地区常用的低成本治疗方法没有效果。“传统认为，这些可怜的妇女得到的癌症诊断延迟，因此当发现时，肿瘤已经很大。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其中一部分肿瘤是基因突变引发的，发病2个星期内肿瘤就会长得非常大。” 这一发现表明，乳房X光筛检和一线治疗对于控制非洲乳腺癌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

遗传指导。现今，Olopade继续从事着乳腺癌的遗传学研究。“我们真的需要弄明白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来了解癌症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她说。去年，她的团队对434名尼日利亚乳腺癌患者的BRCA1和BRCA2基因进行了测序，测序结果显示，这些人群中这两个基因的突变频率非常高。近期，她的团队还发现，非洲人群的许多BRCA基因突变不同于白人，这些突变通过BRCA基因突变测试难以被识别。“我相信，一旦了解了基于种族癌症的遗传学基础，就可以尝试对癌症进行干扰，并获得更好的药物和更好的预防。”

大想法。“我们现在主要的项目仍然是了解如何利用基因组学改善全球卫生状况和进行全球癌症研究。我正在建立一个大的癌症患者数据库，可以用来治疗任何患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我们可以使癌症治疗全民化，人们可以利用研究中心继续他们的研究。利用健康信息工具，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Olopade

Olopade的观点

语言障碍。 “在我们开始在尼日利亚的工作时，那里甚至没有乳腺癌这个词。他们用‘溃疡’来形容癌症，他们认为癌症是溃疡发展而来的。直到为时已晚人们才能作出诊断，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妇女没有去看医生，而是因为她们去了低级别的健康机构，造成了误诊，医生只为她们开抗生素，甚至不知道这是癌症。” Olopade在世界各地组织了多次会议提高人们对乳腺癌的认识。“通过宣传，美国政府资助医学院课程改革，我们正在获得更大的成功。

天才奖金。2005年，Olopade由于“非凡的独创性”被授予麦克阿瑟奖学金“天才奖”殊荣和500,000美元，“这钱不是很多，但麦克阿瑟给你一种以吸引更多资金的机会。它让我真正成为一个医学科学家。” 随着更多的资金的获得，Olopade能够在诊所和实验室里继续她的工作。

物理的吸引力。Olopade和她的丈夫在尼日利亚医学院相识。“他是大学板球队的队员 ，而我打羽毛球和壁球。我为板球队计分，因为我喜欢数字，也喜欢板球被投出时的轨迹，我能够同时享受物理和自然。”

家庭远足。 Olopade和她的丈夫有三个已成年的孩子，分别为24、28和29岁。“我们一家去年一起去乞力马扎罗山登山。我们的女儿正在报道一本关于非洲的书，她问我们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家庭攀登乞力马扎罗。我们决定要去一起去，于是一家人都接受了训练。我想这是我的薄弱环节，所以我确保自己不会掉队。最后我们都到达了山顶，那种感觉非常奇妙。”

回馈社会。“我在尝试着帮助更多拥有非洲血统的孩子，给他们一个榜样，否则他们永远都不相信自己能够有所成就。我告诉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成为芝加哥大学的遗传学教授，但是如今我做到了，所以如果我能做到，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